*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永谋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保留一切知识产权,侵犯必究。该文为周末超星讲座的讲稿,经过编辑之后将发表于下一期的《科学与民主》杂志上,敬请关注。我的博士生李尉博在此文写作中亦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好莱坞喜欢拍摄科幻片,科幻是美国流行文化的重要样式。仔细研究一下,最近30年,在美国科幻文艺中,批评新科技的作品即所谓科学敌托邦文艺,更为流行。美国著名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直接就是,当代美国科幻不是乌托邦的,而是反乌托邦的。美国科幻影视作品的主人翁要不出生复杂,比如是不知道自己真实身份的克隆人(《冲出克隆岛》)或者克隆人与人繁殖的第一个人(《银翼杀手2049》),要不遇到罗曼蒂克的挫折,比如爱上机器人(《机械姬》)或人工智能(《她》),要不就是为所居住的社会制度感到深深的不安(如《华氏451》、《高堡奇人》),要不干脆就是在一个即将毁灭或已经毁灭的世界中挣扎(如《我是传奇》、《机器人瓦力》、《9》)——这所有的痛苦都指向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控制科学技术的科学家、政客和狂人。在美国科幻敌托邦文艺作品中,目前最流行的有3种:1)赛博朋克与机器朋克文艺,描绘机器、怪物和幻境横行的未来世界;2)极权乌托邦文艺,描绘以新科技尤其是机器人为手段的残酷等级制社会;3)AI恐怖文艺,描绘机器人对人类的冷血统治。大家会发现,在这三种最火的科幻类型中,常常能发现智能机器人的身影。也就是说,机器人是美国科幻文艺最爱讨论的对象之一。我的新书《科技与社会十四讲》主题是新科技对当代社会冲击14个问题,其中就涉及机器人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这本书是专门写给非专业人士看的,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在科幻敌托邦想象中,很多美国人觉得机器人是能力强大的恐怖他者,最典型形象是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终结者机器人。整个《终结者》(Terminator)系列电影的情节,粗略地说,均以躲避终结者的追杀为主线而展开。为什么机器人会被很多美国人视为人类的威胁?美国人一直都很害怕机器人吗?究竟美国人是如何想象机器人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回顾历史,美国人一开始并不觉得机器人可怕,而更多地将之想象为伺候人的机器奴仆。主流美式机器人想象经过3个阶段即从自动机向机器人、赛博格的逐渐演变,与美国的科技发展和技术文化变化紧密相连。
机器人的概念,在西方由来有自。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个活的青铜巨人塔罗斯,被称为automaton即自动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设想过自动弹拨乐器的自动机。当时还有人认为,主神宙斯曾创造过4代金属人类,即黄金、白银、青铜、黑铁的人——按照今天的说法,这些都是非碳基、非硅基的智能生物。到了17、18世纪,模仿生物行为的自动机械装置,在西欧风靡一时。其中就有一些机器人,可以完成跳舞、奏乐和写字等人类行为。1769年,匈牙利工程师坎普林制造出著名的“土耳其机器人”。它是一台会下棋的自动机,曾在欧洲巡游,后被带往美国展览,甚至打败过聪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后来,有人发现土耳其机器人中藏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国际象棋手,实际上是他与人在下棋,机器本身并没有智能。如今,著名的众包网络平台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名字包含着将人与机器的工作结合起来创造人工智能的意思,这与它分包许多图片标识之类辅助人工智能(AI)工作的任务很契合。和欧洲一样,美国早期机器人想象,主要在“自动机”概念下进行,围绕人与机器有何区别的问题展开,与当时的哲学、宗教讨论关系紧密。自古以来,不少西方哲学家将人体类比为机械。比如,心脏相当于一台水泵,肺相当于风箱,手臂相当于杠杆,眼睛相当于暗箱。其中,笛卡尔在17世纪早期提出的身心二元论尤为著名。他认为,人是物质性的肉体与精神性的灵魂的二元复合,而肉体是上帝创造的机械装置,灵魂则操纵着肉体机器。随着牛顿的机械力学权威的确立,机械论哲学流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与机器都遵循同样的物理定律,而人的心灵多少也是机械性的。最极端的观点是拉美特利在《人是机器》一书中表达:从根本上说,人就是机器,人与机器没有区别。在17、18世纪的美国,人们常常拿宇宙、国家、社会和人体与自动机比较。一些人认为,宇宙像精密的钟表,人是美丽的自动机,均彰显造物主的伟大智慧。不过,也有一些思想家反对类似的机械比喻,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将人比喻为机器,会破坏人的道德观念,因为人既然是被操纵的机器,谈不上为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第二,将人比喻为机器,会破坏人的基督教信仰,因为人是上帝设计好的机器,他的行为可能是上帝的安排,就谈不上末日审判、神的奖惩。随着科学上活力论思想和文学上浪漫主义的兴起,质疑极端机械论的人越来越多,希望给人类留出超越机器的精神空间。结果到了18世纪下半叶,美国的自动机形象发生了反转,即自动机不再是代表上帝智慧的精密机器,而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自主意识、如行尸走肉般的人。从此,美国的机器人想象,一直呈现出两个相互纠缠的维度,即机器的人化和人的机器化,或人形机器和机器人形。前者讨论的是机器的智能化、自动化问题,与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相连。后者讨论的是人在社会压迫之下日益失去自由的问题,与社会制度的安排和变革相连。
18世纪晚期美国人的自动机想象,呈现出某些可悲的气质,折射出当时美国社会等级制度中种族主义观念,即美国白人对其他族裔,尤其是黑人、印第安人和亚裔的歧视。彼时,美国社会主流群体认为,边缘种族不具备与白人同等的理性,所以就应该被白人控制和统治。1788年,艺名“法尔科尼先生”的魔术师,举办了一场名为“机械印第安人”的表演。表演者是真正的印第安人,但被魔术师要求装扮成一台自动机,执行台下观众的任何指令,比如向舞台上的某个数字射箭。这是种族歧视明显的演出:印第安人是没有灵魂的自动机,观众是它的灵魂,可以驯服印第安人及其暴力、野蛮的行为。到了19世纪,嘲讽有色人种的自动机形象经常出现在美国文化中,宣扬美国社会中的白人至上观念。在自动机巡演中,会下棋的自动取的多为“土耳其人”“阿吉布”等有色人种名字。1868年,埃利斯的畅销小说《巨型猎手;或大草原上的蒸汽人》(The Huge Hunter; or, The Steam Man of the Prairies),讲述一个天才白人男孩操纵一个蒸汽人,在美国西部冒险的故事。蒸汽人脸庞漆黑,还叼着一根烟斗,一看就知道是在夸张地模仿黑人和犹太人。甚至在二战前后,西屋公司的两款著名机器人,仍然可以看到美国机器人文化中的种族刻板印象。一款是1930年推出的黑人男孩样貌的机器人Rastus,使用者可以用手中的遥控器,让它执行扫地、开灯等任务。另一款是1939年在纽约“明日世界”世博会上展出的Electro,样貌是一个高大的白人男性。与Rastus恭顺的奴仆形象完全不同,Electro能做的是抽烟、聊天,甚至会讲黄色笑话。简单说,Rastus是黑奴,而Electro是花花公子。因此,早期的美国机器人想象总在突出人优越于自动机,而白种男人优越于女人和有色人种,充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意味。美国内战废止了奴隶制,而自动机又使之在观念中复活。直到今天,奴隶机器人的形象在美国仍深入人心。所以,有人批评说,当代美国科幻文艺作品中的许多机器人形象,仍然是在使用“明日”的机器人“重新发明”“昨日”的奴隶。
到了20世纪,美国的机器人想象开始围绕Robot即机器人展开,取代了自动机的位置。Robot这个词,是1921年捷克剧作家恰佩克,在《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R.U.R.)杜撰出来的。第二年,该剧在纽约上演,一炮而红,robot一词很快在美国和西欧流行开来。它源自捷克语的“农奴”和“苦役”,意思大约是“机器劳工”。在自动机概念下,美国人关注人与机器的区别。而在机器人概念下,美国人思考机器的异化,即机器不再是温顺的奴仆,而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的反叛者。这与20世纪初年,美国社会对技术异化的普遍焦虑密不可分。1910年前后,福特改进流水线装配工艺,高度地细分工人劳动,统一通用的标准零部件,制造与分工细化相适应的单一功能机器。福特的流水线极大地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工作的创造性和产品的多样性,使得工人劳动日益单调、机械和去技能化。在同一时期,泰勒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与其门徒一起在美国掀起改造工厂组织形式的科学管理运动。他建议工厂使用标准化机器进行生产,用定额计件工资制支付工人保持。他还聘请工程师对工人劳动过程进行测量,消除不必要的劳动动作,简化工人的劳动步骤,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效率。除了改造工厂,科学管理运动尝试将科学管理原则引入政府和教育机构,对美国文化影响深远,使得效率观念在美国深入人心。不过,也有不少美国人担心提高效率变成目的本身,而不是造福社会的手段,比如科学管理运动把工人变成机器的零件,完全按照机器的节奏活动,最后自由的公民成了自动劳动机器,而机器反而成了奴役人的“活的机器”。在《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中,机器人就是活的,类似因为工厂机械劳动而被降格为劳动机器的劳工。它不是纯粹的机械,而是生物工程制造出的低配版人类:它只具有劳动所需的人体功能,劳动之外的其他功能对它来说是多余的。显然,这是对福特流水线和泰勒制工厂中的工人状况的类比和讽刺。最后,机器人不甘于自己的命运,发动叛乱,灭绝了人类。有人认为,《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在隐射不堪忍受剥削的工人,迟早会发动推翻资本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1927年,著名的科幻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上映,同样从阶级视角看待机器对人压迫。在电影中,少数特权阶级生活在幸福快乐的天堂中,而大多数劳动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狱中。随着二元体系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各种危机接踵而至,比如机器发生故障、工人反抗压迫等。最后,在女主角的调解之下,特权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得到缓和,避免更大的灾难和社会的崩溃。这两部作品都说明:robot不像automation那么顺从,而是有想法、有脾气的,面对人类压迫迟早会奋起反抗。这是美式机器人想象与美式自动机想象最显著的不同之处。
在美国的机器人想象中,阶级叙事并未形成主流。总的来说,美国资本家对于工人革命尤为恐惧,给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更多的容忍和让步,而美国人对流水线工作的接受程度也比欧洲人更高。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的前半叶,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技术进步能造福社会,机器人能生产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有利于消费社会潜能的挖掘。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始进入快速上升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并在20年代经济实力超过英国。在此过程中,进步主义、实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在美国兴起,美国人开始相信人类进步依赖于民主与科学的组合,对将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和公共事务是持欢迎态度的,这正是技治主义在欧洲产生却大兴于美国、并在20世纪30、40年代率先掀起实践技治主义的北美技术统治论(American Technocracy Movement)的重要原因。彼时,大多数美国人对现代科技的支持态度,相信机器带来物质财富,保证每个在经济、军事上独立并超过欧洲。在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和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公元2000—1887年》的畅销,以及轧棉机的发明者惠特尼和蒸汽船的发明者富尔顿被视为美国的民族英雄中得到佐证。在主流的技术乐观主义影响下,许多美国人认为,机器人取得人类劳动,对社会发展有好处。1910年,爱迪生设想使用机器取代店员的“无人商店”,相信它会降低商品价格,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使得当时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工人们的劳动时间缩短,工资却提高了。据统计,美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从 1900 年的每周 60 小时下降到 1920 年的每周 50 小时以下,但平均工资却从每年435元增加到568元。当机器人想象与美式消费主义相结合,机器人不再是反叛者,而是被消费主义逻辑驯服的、满足人类消费欲望的消费机器。20世纪30年代,新兴的遥控技术,美国工程师制造出能被消费者便捷控制的机器人。在西屋公司的机器人广告中,遥控者多是女人,暗示柔弱如女人,亦能轻易控制强壮的机器人。在1956年的科幻电影《禁忌星球》中,机器人罗比是一位无所不能的机器助手。罗比遵循永不伤害人类的程序设置,不辞劳苦地保护女主角。它不是普通的奴仆,而是具有消费主义的超能力,随时可以从胸腔中取出主人需要的消费品,红酒、珠宝、衣服甚至别墅……想要什么有什么,简直是万能消费机器。与自动机奴仆想象引发人对人机区别的思考不同,机器人助手想象完全为了满足人的感官欲望。按照哈贝马斯的补偿理论,即晚期资本主义用消费主义生活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机器人助手想象也是资本主义的遮羞布之一,消解了robot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关联。当然,从反叛者转变为生活助手,提高了美国主流社会对机器人的接受度。从此在美国,robot更多地意味着人形的机器,而不是被机器化的工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反思世界大战的悲惨经历,美国民众开始怀疑科学与民主是自然同盟的假设,要求认真思考科学和科学家在民主政治和宪法体制中的地位问题。以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讲为标志,他提出要警惕科学与军工的共谋,人们开始怀疑科学发展能否与美式代议制政府兼容。这与当时更大的文化背景有关,即美欧学界对包括理性与自由政府结盟等各种启蒙信念产生了怀疑,质疑现代科技的情绪在美国民众中开始滋生。20世纪60年代以来,敌视新科技的态度在好莱坞科幻文艺中逐渐占据上风。在此背景下,人与机器融合的“赛博格”(cyborg)观念出现,成为美国机器人想象又一核心概念。自动机想象和机器人想象,都强调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而赛博格想象反对人机二元论,主张人与机器的统一。早在20世纪40、5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在美国占据主流,统一人与机器的想法在科幻文艺界开始出现。在著名的亚当·林克(Adam Link)系列小说中,主角亚当是一个金属制造的人形机器人,可似乎拥有人性,甚至被授予美国公民身份。亚当的制造者林克博士,认为“心灵是由环境塑造的一种电现象”,既然亚当经历了和人一样的社会训练,那他当然有人性。这是典型的行为主义心里观念。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是心理学唯一的研究对象,与其他有机体行为一样,都是某种刺激-反应活动,而所谓人的习惯或个性不过是某种稳定的刺激-反应模式,是外界环境刺激的结果。在行为主义者看来,“灵魂”“意志”“心灵”均是不科学的形而上学概念。由此,行为主义在行为层面打破了人与非人之间的界限,为人与机器的融合开辟了道路。不过,cyborg的提出,直接与控制论的兴起有关。1960年,美国国家航天局的高级工程师提出“赛博格”概念。由于外太空生存环境很严酷,他们提出“人体增强计划”,即通过技术手段改造并强化宇航员的身体,使之能适应复杂的外太空环境。经过增强的宇航员,被他们称为“赛博格”,字面意思即“控制论(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的组合。控制论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中有关自动反馈型机器领域的军事科技创新活动,比如自动追踪雷达、制导鱼雷或导弹等。此类军事机器,可以根据环境信息变化及时调整自身的行为,仿佛拥有如有机体一般的刺激-反馈能力。没过多久,“赛博格”一词就在流行文化中传播开来。一些人认为,未来必然属于赛博格,也应该属于赛博格,他们常常被划为后人类主义者。在一些后人类主义者看来,人类赛博格化旅程,早已经开启。对此,在著名的《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中,后人类学家哈拉维解释说:
多少世纪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制造出各种机器以代替我们的双手、双脚、耳朵、眼睛、舌头,及至大脑。而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从制造机器,进而演变成寄生于机器当中,机器已经成为任何一个普通人肢体的延伸——或者是人成为机器上的一个组件——或者他们都是赛博格身体上的器官。来自上帝之手的人体已经和来自人类之手的机器拼接在一起。
也就是说,所谓“人类”“身体”并非从古至今一成不变,而是被社会和技术不断改造。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手机、个人电脑和网络进入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美国人与机器之间关系变得前所未有地亲密。新科技渗透至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与他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均随之被改变。在后人类主义者看来,人类与技术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技术成为人类名副其实的“身体的延伸”,人类的身体成为可以操纵的赛博格,即一个渗透了各种技术的人体,比如现实中植入耳蜗的听障人士,科幻作品中被机械改造的人类、仿生人等。此时,传统的人类概念已经不能描述未来人类的状况,因为人类即将发展到“后人类”(posthuman)的新阶段。因此,后人类研究关注新科技对人类身体的改造,赛博格便是改造之后的后人类。后人类主义者认为,问“赛博格是人还是机器”之类的问题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人类一直是被建构出来的,一直游走于“纯生物”与“纯机器”之间。在赛博格想象中,未来人类与机器人相融合,身体与机器、人类实体与计算机虚拟之间并没有实质性不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赛博格想象主要分类两类:1)科技超人,即高科技改造而身体机能加强的人类;2)仿生人,即电子机械人,但外表与人类相同。那些能力超强的科技超人,一般被想象为赛博格助手,随时响应人类的召唤。比如,科幻电影《机械战警》(RoboCop)中的赛博格警察墨菲,漫威电影中的钢铁侠,都是人类与机器的完美融合。正是因为科技超人的超能力,美国人认为它们可以服务于追求社会公平和消除压迫犯罪。在当代公民权利运动中,美国的女性和有色人种等权利受压制的群体认为,通过与技术结合成为赛博格,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能力和地位可以得到提升。上述后人类主义者哈拉维也是一位女权主义哲学家,力主走向赛博格而打破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物理与非物理、男性与女性等二元论边界,因为二元论正是长期以来“统治女性、有色人种、自然、工人、动物的逻辑和实践”。在科技超人想象中,赛博格哪些身体部件是生物的,哪些是人工的,仍然很清楚。在仿生人想象中,人与机器的二分法被进一步消除,人与仿生人难以区分。在1982年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中,银翼杀手德卡明知瑞秋是仿生人,仍然与她坠入爱河。电影结局的独角兽意象暗示,德卡同样是一个复制人,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复制人身份。在1991年的《终结者2》中,男主角约翰成功为仿生人T-800注入了人性,甚至让母亲莎拉认为T-800可以充当一个合格的丈夫。在2004年的美国科幻剧《太空堡垒卡拉迪加》中,四个重要角色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仿生的“赛昂人”,但他们商量之后,觉得隐瞒身份,继续在人类殖民舰队中服务。美国科幻文艺中的赛博格形象,反映当代人类的身份认同是不连续的,即仿生人虽然本质是机器,但只要行为表现足够的人性,就可以得到与常人一样的对待。它们大多具有行为主义的观念,即人与机器没有任何不同的本质。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机器人想象,先后主要围绕自动机、机器人和赛博格三个概念展开。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是完全取代的,今天这三个机器人主题在美国文化各有拥趸。随着机器人想象的演变,人形机器与机器人形的张力始终存在,拉扯着美国的机器人文化。最后,赛博格想象模糊了人机界限,二元论开始崩溃。明显可以看出,美式机器人想象的发展,深受美国文化变化的影响,体现美国社会和美国生活的特点,反映美国人理解人、理解他者的主流观念。换言之,机器人科幻文艺,可以说是美国人认识自身的重要方式。今天,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美国文化强势传播,美国人对机器人的想象辐射全球,对全球的机器人观念和机器人文化影响巨大。忠实的机器人助手罗比,20世纪中叶在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大为流行,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机器人蕴含的无限可能。21之交流行的《黑客帝国》《终结者》《星球大战》等好莱坞科幻电影,极大地影响流行文化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可以说,美国机器人想象极大地形塑全球机器人文化,成为美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美式价值观输出的重要载体。
(*我的博士生李尉博在此文写作中亦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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